2022年5月30日，是上海又一次解放的日子，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官宣了六月一日将逐步恢复社会正常秩序，这当然是一个好的信号，但具体实际执行会如何，还不得而知。

历史惊人的相似，194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上海解放（查了一下这张图竟然不是PS的），其中的一些用词时至今日也适用：“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，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上海”“通力合作，克服困难，恢复生产，恢复城乡联系和内外贸易”，但“独立自由的新中国”？仿佛有点不敢置信了。

抛开这些宏大叙事，这两天值得高兴地事情是论文答辩通过，比同龄人晚了10年我终于成为硕士毕业生，伴随的不幸是，因为封控毕业典礼取消了。时值敏感的春夏之交，部分高校学生被关太久躁动不安，连带着相关部门也紧张不已。学校准备的毕业拍照打卡点没用上，甚至学生们全被快速的驱赶离校，虎头蛇尾的求学生涯，将是一代年轻人的时代记忆吧。

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第一次拍毕业照的时候，穿错了学士服，颜色和垂布都不对。十多年后没有毕业典礼，但我发现现在应该穿的衣服竟然就是多年前穿错的那一件。因果循环有时让人惊讶。

封控期间，我看的唯一一个电影叫《世界上最糟糕的人》，它讲述了一个北欧女性，因为对人生迷茫，所以不断放弃自己的学业、失业，甚至伴侣。她的人生轨迹随性而自由，三十多岁可以在书店做店员，也可以尝试写作，搞搞摄影，她放弃成熟可靠的男友，若无其事的出轨，她觉得自己无法成为一位母亲，于是怀孕了也不想生下小孩……北欧人看这部电影和东亚人的感受可能会完全不同。我们东亚人连基本的“温饱”——选择的自由都还没有获得，他们北欧人已经在烦恼更高层级的人生价值锚点的问题了。

最近我常常在思考：对于我们这些平凡人来说，怎么样才能过好这一生？我们粗浅的了解过很多哲理，知晓什么是高尚、什么是卑劣，附庸风雅的喜爱文学与艺术，自诩并不是浑浑噩噩没有思想的人，但我们内心不够强大，没有足够的财富、不够天才不甘平庸，甚至说不上够幸运。

这样的人是中国民众中的普通一员，这样的人在国家机器面前只是一个数字，两千万人和十四亿人都只是一个数字。

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准备，比如改变生活习惯，定期囤积生活物品，买一个房子作为安身立命之所，或者更多的储蓄减少不必要的花费，以应对未来更高的不确定性。毕竟在这样痛苦的三个月里，很多公司还在继续裁员，有同事上个月从方舱出来，这个月在裁员名单上，我们永远不知道随时会出现什么样的厄运。

但这样真的有用吗，能够改变我们的处境吗？假如不这样，一味的对国家治理的无能表示愤怒，对人性感到失望，抑或对未来的生活感到焦虑，又有用吗，或者要更激进一些去反抗，但我们甚至都不知该如何反抗，以及反抗的对象与诉求是什么。网上也经常看到一些移民的人，站在墙外的世界指指点点，觉得简中世界很多人都天生带着一种奴性，但这就像富人说穷人这么穷都是因为不够努力一样。移民是一条高门槛的路，和城市中产一样，声量很大实际数量很少，而且移民又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吗？

在不久前的牛津论坛上，项飚和桑德尔对谈，他提到“附近”的概念——关注你的周围，了解附近的人，你的父母如何生活，谁是你的邻居，谁在清扫你的街道，垃圾是如何被收集的，然后在附近、在触手可及的生活中找到意义，而不是白白做梦。我想在封城中那些相信宏大叙事的人应该多看看，坚持胜利的口号太空洞，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理解周围的人在遭受什么，我们自己在遭受什么。

但即便如此，也没有人能指出，在当下，什么是有效且更好的路。我们都知道，即便上海的封控结束，我们也再也无法回到2020年以前，世界已经改变了，就像丢失的这三个月一样再也找不回。也许未来有两种人可能会增多，一是害怕不确定性、越发小心谨慎，一是珍惜当下、今朝有酒今朝醉…而生活还要继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