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直以来，女性主义在学术领域中都是边缘话语。《十月》杂志副主编、后现代主义艺术评论家欧文斯曾在其作品《他者的话语：女性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》中指出，西方的再现体系只承认以男性为主体的视像——是绝对中心的、单一的、男性化的……后现代主义揭露了这套将“再现权威化，阻挡、禁止他者的、使他者失效“的权力体系。如此，是否代表后现代主义能够成为女性主义的救星，或者说它们之间能够结成可靠地同盟呢？也许答案是否定的。

在西方哲学的源头，柏拉图就已经提出“他者”的初始概念，指代自我之外的一切。区别于与代表权威的主体，“他者”是边缘、低级、被压迫的人或事。女性，就是被权利体系禁止的“他者”，她们在主流文化中缺席，甚至，为了发声，再现自我，女性不得不假定出一个男性的立场。后现代主义让“他者”变成理论建构与话语批评的重要工具，这为女性主义批判父权制提供了有力的武器。

女性主义找不到可以溯源的哲学精神，自古就没有女性哲学家，而从柏拉图到康德，男性哲人思考世界从来没有把女性考虑进去，黑格尔说非洲没有历史，事实上，女性一样没有历史。后现代主义对抗的是启蒙精神和宏大叙事，它不需要溯源，这又与女性主义完美契合。

后现代主义还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多种理论基础，随着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从欧洲转向北美，当时的女性主义思想家，频繁往来于两个大洲之间进行文化传播，将其理论与福柯的话语权力、拉康的精神分析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结合，对女性在生物学、经历、话语、无意识与社会经济学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充分论述……种种迹象表明，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，仿佛是一种天然的联盟，一种理所当然的合作。

然而，欧文斯指出，不论后现代主义表现的多么多元，有关性别差异的讨论仍然缺席，女性很少能够参与到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。后现代主义的男性思想家貌似尊重女性，但仅此而已，当他们不能倾听女性的声音——这声音一直存在——尊重也不过是一种讽刺。

在后现代主义对“他者”的论述中，女性主义被放到了一个笼统的整体中，任何边缘或者压迫的群体都可以放进这个整体，范畴内部的差异不再可见。性别差异被忽略，传统的性别等级制度就将得到巩固。性别，是与阶级、种族甚至民间边缘艺术等同的一个符号而已。

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后现代主义仅仅打破了西方白人男性的精英霸权，与此同时，它重新建立起关于“他者”的新的话语霸权。这种新的霸权体现出父权制的无所不在，抹杀女性主义对于父权制批判的独特性。用斯蒂文·西斯的话来说：“任何不将性别差异问题考虑在内的话语，在父权制度下，都将乏善可陈，只是反映了男性的优势而已。”

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结合，使用的理论体系仍然来自男性思想家，这无疑也是一种悲哀。很多女性主义者的终极理想，是发明一种女性的话语，用女性的名义讲话。这一目标某种程度上与后现代主义本身存在矛盾

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，“女性”不应该有任何条件的约束，甚至不应有女性这样一个状态，“女性”的范畴或者话语本身就是建构的。以巴特勒为首的诸多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在推崇，解构或重构“女性”这一概念所指的内容。但如此一来，新的关于“女性”的意义将不断加入，对既有理论、观念的解构将永无止境。“女性”将成为一个与实际个体没有关联的纯粹的话题。

当代女性主义者固然已经开始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的新型压迫，并开始对抗这种强加的话语体系，但女性主义者如何突破理论局限，寻找到真正的“女性”话语，仍然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