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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emale Tongzhi Communities an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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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[港]Lucetta Yip Lo K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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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20.10.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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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基于作者05年-10年期间的作者在上海的田野访谈，列举了中国女同文化发展的曲线，呈现上海拉拉的生活状态，局限性肯定也有，不过作者逻辑自洽，内容梳理组织的不错，可以把事件和案例对应到理论上去，拓展相应理论知识。

对比作者书中的讨论，与一些其他资料，可以将拉拉文化发展简述如下：

• 90年代中期，当时对于同性恋文化的认知，更多的来自个人接触，通过港台带回来的影视碟片、书籍文本，打开了新的认知视窗。 作者也提到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带来的附加效果是，性行为从生殖意义的窠臼中解放出来了。1990年代中国都市的性道德有明显转变。

• 90年代中后期，网络开始普及，一些人开始尝试使用中文搜索获取相关资讯，那时的主要搜索渠道还是在门户网站中的搜索引擎，而并非Google、百度这种发达的专业搜索平台，同样，相关的中文信息更多来自港台，因此，常见于港台群体的同志、拉拉等词汇开始进入内地话语。港台同性文化对于国内社群有明显的指针意义，可以说，拉拉群体的建构是基于“港台模式”的本土化，比如称呼，比如“TP”的分类。

• 2000年-2005年，早期的论坛、聊天室、QQ群等渠道建立，为拉拉群体的聚集提供了帮助。另一方面，线下活动也开始开展，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，或多或少都出现过Les吧，但这些场合通常因为女性群体消费力不足以支撑酒吧运营，逐渐关闭。

  上海2004年设立了首个半官方的女同性恋热线，但很多人从上海以外的地方来电，但整体上不及男同志热线的男性来电者。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，女性群体的表达欲、积极性都远远不及男性。

• 2005年-2015年，首个拉拉草根组织在上海成立，中国第一本拉拉杂志诞生，成形的拉拉社群和拉拉文化逐渐出现，但这一群体局限在二十多岁，接受过教育，多为白领工作的拉拉人群中。她们的声音仅是群体的代表，而不是全部。时至今日，更低经济水平与更低阶层的拉拉群体的研究依然非常少乃至缺失。同时，年老（40岁以上）的群体，往往更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

  接下来10年，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，年轻群体对同性文化接受度提高，大量影视作品（国外与港台）、小说文本（网络文学）繁荣发展，并且整体上，官方对舆论和内容的管制干涉较少，因此这一时期是中国同志社群形成的最重要时期。

  书中提到上海拉拉社群广为流传的两本小说是张浩音的《上海往事》与海蓝的《我的天使我的爱》，这些书的出版，体现了当时文化氛围的宽松，实际上在网络文学领域，由于其门槛低，GL或者百合小说的发展对于拉拉文化的推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，而读者群体（多数为拉拉）也通过小说爱好者社群进行交流沟通，乃至交友恋爱。

• 2015年后至今，随着“中国人口危机论”“3000万单身”等生育话题增多，以及经济发展增速放缓，保守思想回潮，让女性回归家庭的言论也逐渐增多，在舆论与内容上对同性文化的管制开始增加，群体生存较从前反而显得更加困难。

  虽然在拉拉群体的发展一定需要跟中国的同性群体整体一起讨论，但必须承认的是，由于女性地位较低，中国的女同性恋不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的论述中，都比男同性恋更加边缘。在主流媒体的论述中，最明显的两个特征是：从异性恋的立场出发，以及给予男同性恋过度的关注。

作者在书中论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是国家对私人生活的管控变成更私密的形式，即通过家庭和社交网络来完成。家庭长辈与日常的邻里亲属，以感情对于非正统的性主体的干涉，是一种管控的本质。

家庭对非正统的性主体的压迫是沉默而无形的，这和西方极端的敌视不同，因此，甚至在某些时候，中国文化中的中庸压抑，被理解成一种“宽容”的态度。但现实是，这种“宽容”往往令女同性恋群体龟缩在社会的角落，被迫噤声，所以，她们逐渐从公共视野中消失。

社会对女性也有着更严格的要求，女同性恋面临的压力较男性更大，女性过了25-30岁这一异性婚恋市场的黄金时代，往往就会被世俗的恶意盯上，家庭和社交网络的管控将进一步升级，可以看到，大部分人的压力直接来自家庭及人情关系。

通过实现经济独立、物质充裕来获得家庭与日常社会的认同，是一种不得已为之的妥协。但需要强调做一个“模范同性恋”这种广泛存在的政治正确，实际上是一种与异性恋正统主义的同谋，这加强了自身以及社会认为“同性恋”本身的背德与羞耻，突出异性恋的正义性，以及“模范”在其中起到的弥补作用。正是由于广泛的被污名化，才过于强调“优秀体面”，强调外貌、学识，乃至经济上的成功，而不是庸常。